JiaoTong/Chiao Tung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of Southern California

 　

東風吹來一片紅

郭達進（上海交大渦輪機專業56屆）

 　
　

　
1952年，我自海外搭輪歸來，踏上中國的土地。過了深圳羅湖關，絕大部分的同輪同學，都搭車遙上北京，投入祖國的革命大熔爐參加鍛煉。我和其他很小一部分同學却自廣州搭車到上海，最後進了徐家匯的交通大學。我之所以選交大而不跟著北上，倒不是貪戀上海這個在中國唯一的繁華都市，也不是由于我來自南洋，所以選上南洋公學。而是由于我在上海的伯父，是上海醫學院的眼科教授，我可以有個家。不必諱言，這項選擇有點小資產階級的味道，不怎麽太健康，不怎麽太潮流，不怎麽太革命。但是，我天生就不是個弄潮兒，我做這項選擇，自有我的盤算，也不太理會潮流是什麽（比方說，清華大學）。事後看來，我當時的取向是對的。

入交大之後，我們新生都住進交大的新添宿舍內，原立信會計專科學校鐵路旁的校址。我們新生在那兒住了一年，才搬回校本部。隨後，便是選專業。那時全是照搬蘇聯的學制，專業分得很細。這可有個緣由，有個名堂：社會主義經濟是依計劃、按比例發展的經濟。經濟是社會的基礎結構。經濟既然依計劃、按比例發展了，那麽上層建構如教育與科技也必須得服從經濟調配，依計劃、按比例發展，這是社會主義發展的根本法則。比方說，五年計劃規定了五年後，全國發電量該是若干，其中火力發電量該添加若干。相應的就該按比例添加鍋爐、汽輪機、發電機、變壓器、高壓輸電、電網調配、煤礦地質、采煤、輸煤、土木工程等等本專科畢業生若干。我心中有底，選了渦輪機專業。

說到選專業，還真是幾家歡樂幾家愁，引起許多不稱心的事，真要引用毛主席語錄，那便是“哭鼻子的事”。我到了立信，見了一位同學，談得十分投契。他雄心萬丈，信心十足，才氣縱橫，議論起來幾於目無餘子，想必是錄取分數十分出衆。我雖聽得多說得少，却也爲能結識這位卓越的電機同學而慶幸。不料幾天後，專業分配的榜子發下來，他却分發到熱處理專修科。他的確是楞傻了，我也不知道怎麽回事。像這種事，真要去問都沒處問，只能認命，聽祖國分配。另外的類例還有，印尼來的一位女同學給分配到鑄工專修科，也是滿肚子委屈。我設身處地想想，倘若我也給分配到鑄工專修科，只念兩年，要怎麽給南洋的父母親說才好。回想起來，還真的會冒一身冷汗。

我們班上三十位同學左右，有三分之一以上是調幹（調來入學的幹部），其餘幾乎全部都是上海、江浙來的，華北、東北、中南、西北地區全缺。調幹中有幾位是福建來的，算是我的同鄉吧，但他們是福州地區的，和我方言不通。調幹生一般年齡大了幾歲，離開了學校幾年，學業基礎不如其他考進來的，須事先補習，當然，靈活敏捷更遠遠不逮。然而，他們畢竟是國家幹部，責任心强，十分刻苦勤勉，循規蹈矩，是個好榜樣。大家一起學習生活了四年， 距離逐漸拉近，再說，還有黨團組織生活。我從圈子外面瞧進去，只覺得臨畢業時，已經沒距離了。我們一年級時，有兩三位調幹生調到蘇聯去留學。三年級時，來了幾位插班生，有的非常優秀。一位是北京航空學院給“刷下來”的蔡睿賢，後來成了中科院院士，兩位是留蘇預備班給“刷下來”的，都是很精幹的全才。爲什麽說給“刷下來”？幷非學業不行，而是家庭成分的問題，不宜在體制內繼續培養。這三位同學絲毫沒有因此而氣餒，反而再接再厲，終于修成正果。我踮著脚尖在圈子外望進去，料想班裏的黨團組織也給了他們很大的支持和鼓勵。此外，四年級時好像又來了一兩位再讀生。

前面提起，我入學時，專業分得很細。豈但如此，學校也分得很細。這便是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大調整的面貌。口頭上說是“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”，其實却是徹徹底底地全盤照搬，哪還有什麽按照自己的條件和特點，來做選擇性的吸收。院系調整，把交大的理科給砍掉，讓給復旦；還把交大的工科漸次戕害掏空，航空、土木、管理給掏走了，化工與化學分了出去，成立了華東化工學院；電信也分了出去，成立了成都電信學院；然後汽車也分了出去，成立了長春汽車拖拉機學院；幷進來的只有大同大學、大夏大學的教員。這麽一來，交大剩下來的數、理、化教員的職份僅僅是開出為工科的服務性課程，成爲工科的附庸，完完全全失去了學科的獨立地位。在上海，經過院系調整，交大元氣大傷，是個大輸家；復旦還幷入了浙大的陳建功、蘇步青組，是個大贏家；同濟則調整成純粹是土木建築的專科學院。

這時，全國上上下下，都在掀起學俄文的熱潮。我們學校，當然也得上俄文課。俄文老師很盡責，我們學生也學得十分認真。這種熱切的氣氛，我感覺很好。我感到很自在，還有另外一個緣由，因爲我英文原已打下點底子了，還會會話；德文經過自習，憑字典可以看科技書，這兩種語文的句法結構是不一樣的，所以我有點信心，印歐語系是難不倒我的。

談到文化教育，和全國高等院校一樣，除了文史哲專業外，交大也抽掉了國文課。大學裏邊沒有國文課，那就取消了傳統意義的文化教育，代之而興的是政治教育。一年級是新民主主義論，二年級是聯共（布）黨史，三年級是政治經濟學，四年級原應是辯證唯物主義，爲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全國性運動所取代。在這樣的新鮮環境下，我第一次直接感受到政治“文化”的衝擊。一年級上物理課時，一位年長的物理教授說，光學顯微鏡因受制于分辨率，放大倍數只能達一千多倍。這時，一位調幹生站起來發問：“毛主席教導我們，群衆的創造力是無窮的。現在說顯微鏡只能放大一千多倍，是不是資產階級在嚇唬群衆，妄圖壓抑人民群衆的創造力？”我記得當時場面十分尷尬，幷沒有一個妥善完滿的結局。1978年以後，我三次應邀到中國，見到舊同學，談起這件尷尬事，他們都不記得。那時蔡睿賢和葉、孟兩位插班生都還沒進來，當然不知情。我深切地感到這場衝擊，別的同學都不當一回事。對這椿事情的全然不同反應，我至今還是十分納悶。

當時，交大的專業基礎課多由年輕的教員講授。到課內的“高深”教材，就請資深的教授來主講。比方說，熱力學講到在較高溫情况下，氣體的比熱起了變化，這牽涉到氣體分子內部結構的激化，就請陳大燮教授來主講。水力學及水利機械講到流暢的邊界層，就請了江宏俊教授來主講。接著，由陳大燮教授來講授傳熱學。這門課用相似參量法來簡幷實驗數據，教我們眼界大開。這時，班上的薛明倫開始活躍起來，加上北航插班來的蔡睿賢，留蘇班來的葉、孟兩位，班內的氣氛就變得活潑有趣。

三年級下四年級上，我們上了流體力學課和振動理論課。我都很用心地學。我當時自己在看Prandtl-Tietjens的流體力學，Timoshenko的振動（廣義坐標描述）。有時也偶然跟一兩位同學討論。這時，羅馬尼亞來了一位流體力學專家，在楓林橋科學院講授翼型設計。我也凑熱鬧跑去聽。結果他講完了，讓聽衆提問，却沒人反應。我心中很悶，覺得上海無人。再過幾個月，吳仲華先生回到中國，到了清華園，聲譽甚著，我心中便有了盤算。一九五五年底，校園一陣熱鬧，說是錢學森先生到校園來探訪參觀，由他當年的同學樓鴻棣教授陪同，可惜我沒有見到錢先生。班裏的壁報要登一篇稿子介紹錢校友，我憑著回國前在報紙上看到有關他的報道，便自告奮勇，寫了一篇稿子登上。

四年下來，有的課我學得很苦，比方說機械零件乃至于畢業設計。有的課，我十分熱衷，比方說，好些同學都說學到後來却忘了前頭所學的數學課，我却覺得以廣義坐標來討論振動，遠比以牛頓的形式來討論要優美。哪知後來我到了美國修經典力學，丁汝教授（1947年校友）還要我補考才過關，才知道我對自己的估價，有時太高了。到我們畢業時，有五位同學分配去留學蘇聯，有五位分配去清華（我在其中），後來又添了兩位：薛明倫原自交大研究生（跟蘇聯專家）轉入科學院，葉大鈞自交大轉來清華，都跟的吳仲華教授做研究生。後來薛明倫當了力學所第三任所長。和我一起到清華的蔡睿賢也自清華轉入科學院跟隨吳仲華教授，1990年當選爲中國科學院院士。和這些杰出的同窗一起成長，是我在交大最大的樂趣。

一九九六年，蔡睿賢路過洛杉磯。我們長談之後，他這麽給我點出：“同學都有這樣的感受，教授（這是同學對我的昵稱）生不逢時。”又說：“明倫舉重若輕，設計圖輕輕地下筆描幾描，打個哈哈，就交卷了。教授下筆前，左端詳右揣度，下了筆又擦，未免是太認真太苦了。”老蔡的這些話，褒貶互見，一針見血，很有藝術性。只是我一九九零年以來，立意要改弦更張，修行如何，尚待後觀，且不必忙著先下定論。今年初，當年班上的內部領導過境，我一再地謝謝他當年照顧我分配到清華的盛意（我如不去清華，很可能就到西安交大）。他緩緩地說：“也不必謝，教授本來就是喜歡理論的嘛！”如此貼心，恁般體恤，你倒是說來瞧瞧，這樣的調幹同學，福建同鄉，是不是很可親可愛？

寫于二零零四年八月十七日
　
　
　
　
　

© 2005 JIAOTONG/CHIAO TUNG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OF SOUTHERN CALIFORNIA